下面是一名三十五岁女子的最初记忆：“那时我正一个人站在黑漆漆的楼梯上，某个只比我大一点点的表哥打开门，跑下来追我。我被他吓坏了。”从这段记忆看来，她可能不太习惯和其他的孩子一起玩耍，尤其是无法与异性轻松相处。事实上，她的确是独生女儿，而且在三十五岁时仍然未婚。

而下面这个例子则展现出了一种发展得较好的社会情感：“我记得妈妈让我推小妹妹的婴儿车。”但即便是在这个例子里，我们仍有可能找到一些不那么积极的痕迹，比如只是擅长与较弱者相处，或是对母亲的依赖。当家庭中有新的孩子降生时，引导大孩子们一同来照顾婴儿通常都会是最好的选择，这能够帮助大孩子们学会关怀家庭中的新成员，并给他们提供分担责任、帮助他人的机会。如果大孩子们愿意帮助父母，他们就不会觉得新生婴儿抢走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关怀与重视，不会心怀怨恨。

想要与人共处的欲望并不总是意味着对他人的真正关注。在被问到最初的记忆时，有一名女孩这样回答：“我在跟姐姐和两个女孩朋友一起玩。”在这里，我们很自然地看到了一个孩子正学着与人相处。然而，当她提及自己最大的恐惧时，我们才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她说：“我害怕被扔下。”由此，我们应当可以察觉到独立性的缺乏。

一旦找到并理解了一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我们就拥有了解密他整个人格的钥匙。人们常说“本性难移”，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只不过是从来没有找到过那把正确的钥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不能找出最初的错误之所在，那么一切论证或治疗都必然是徒劳的。而唯一的改进之道就是帮助人们以一种更强调合作、更有勇气的方式来看待生命。

合作是我们对抗神经官能症倾向的唯一安全保障。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应该培养和鼓励儿童学会合作，应当允许他们自行探索与同龄人融洽相处的方式，可以是通过共同的小任务，也可以是通过一起游戏。任何对于合作的阻碍都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被宠坏的孩子就只学会了关注自己，即便到了学校，对他人漠不关心的情况也不会改变。功课对于他们的吸引力只在于能够借此赢得老师的偏爱。他们只听得进去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成年以后，社会情感的缺乏在他们身上会越来越严重。早在第一次曲解生命意义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终止了对于责任和独立这两大命题的学习。事到如今，他们毫无应对生命中的考验与困境的能力，满心痛苦。

我们不能因为幼年时的错误去苛责成年人，只能在他们尝到恶果时伸出援手加以补救。我们不能指望从未学过地理课的孩子在这门科目上考取高分，同样，也不能期待一个从未学过合作的孩子能正确应对需要合作的任务。但一切有关生命的问题还是得依靠合作的能力来解决，每一项人生使命都不得不在人类社会的框架里，通过谋求人类幸福来实现。生命意味着奉献，个人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充满勇气地直面自己的难题，并保有胜利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