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称得上当时的“大政治家”，虽然欺骗公子卬取河西的手段称不上光明正大，但他的专业还是如何管理国家，统治民众，对于运用阴谋诡计于人之间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则稍逊一筹。而公子虔等正相反：对于如何富国强兵一窍不通，为了一己之私，什么口蜜腹剑、栽赃陷害、移花接木、无中生有、扇阴风、点鬼火、策划于密室等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在秦孝公坚决支持商鞅变法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知道斗不过商鞅，便把希望寄托在憎恶商鞅的太子驷身上。由于商鞅的权势已仅次于秦孝公，新君继位也很难扳倒他，所以必须采取积蓄力量的策略。

公子虔等被削职为民只是不能参与朝政，作为“庶民”行动自由并不受限制，而且他也没有因为受刑便真羞得“八年不出”，只是行动不再张扬而已，他们可以通过“清晨锻炼”、“午间聚餐”、“夜半小酌”等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与朝野人士频频接触，投其所好，揭其隐痛，建立感情上的一致，慢慢渗透，再喻之以“利、害”威胁引诱，逐渐凝聚成一团越来越大的“反鞅”势力。

另一方面，商鞅的政策虽然能调动积极因素，但对于已踞居一定位置的官员们来说，是“苦”多于“乐”，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并争取更多，按新法，就必须付出相应的劳动，而懒惰失误，则要受到无情的惩罚。“勤劳”是有尺度的，无论工商还是官员军人，达不到要求就不能获取，而稍不检点，惩罚就立即降临，所以，筋疲力尽后而受赏，并无感谢的心情而被惩罚则对他恨之入骨，结果必然是“亲之者寡，怨之者众”，在位越久，积怨越深。除了赵良、景监几个人，其余对他都是虚情假意。

商鞅之不得人心还在于“新法”的内在缺陷：它对富国强兵起到巨大作用，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也从中获得利益，对此他们当然热烈欢迎，但正如孔子所指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利益不可能也不应该“平均分配”，得到最大最多的必然是少数，于是大多数人的心态便会形成不平衡，由怨生恨。一切动物，无论是否有理性，都存在一种“惰性”，在接近满足需要或遇到不易逾越的阻力时，自身的活动便趋向于“静止”，必需受到外力的推动或借助惯性才能驱使之通过这个“死点”。在现代的西方是以残酷的“生存竞争”来解决，而战国时的商鞅则是挥起“重赏”和“严惩”这两根大棒。可惜，“公平公正”只是相对的，“重赏”仍倾向于上层，“严刑”则多施于平民，所以，不仅他的政敌，在社会基层也广播下仇恨的种子。

“以法治国”可以富国强兵，却又会给商鞅带来足以淹没他的灾难，这不能不说是商鞅的悲哀，赵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劝谏商鞅急流勇退，但商鞅意识到了，却无力扭转这个趋势。公子虔等老政客，则充分利用了这个趋势，在商鞅身边织起一道道罗网，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平民百姓在某些人的鼓动下积极投入“反鞅运动”。

司马错也看到商鞅虽然位高权重，但仇敌太多，新君继位后，他的权势地位不一定稳固，不是可靠的后台，所以太子驷一亮明态度，便隐瞒了自己的“内线”身份，向新君效忠，并迅速执行新君的命令，带来御林军去捉拿商鞅。不过此时他仍处于犹豫之中，商鞅有如一座巨大的冰山，尽管不如泰山、华山那么稳固，但太大了，以人力能扳倒吗？他不能不脚踏两只船，无论哪一方占上风，自己在政治上都有双保险，所以在兵发商府的途中还在准备见到商鞅后的另一番解释。然而，当看到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都在叫喊捉拿商鞅的时候，他终于拿定了主意：商鞅肯定完蛋！

其实不止司马错，还有许多曾经积极支持商鞅变法的人，在孝公病重时就看出商鞅大势已去，而开始向“反鞅方”或暗送秋波、或公开靠拢。所以商鞅早就众叛亲离，甚至连准备倚靠他夺取王位的右更将军也放弃欲望，没有听从他的号令。在这种形势下，就算司马错仍按他的计划行事，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也是个未知数，可怜商鞅聪明一世，竟糊涂一时！

在几个卫士的掩护下，商鞅趁乱逃出咸阳城，为了隐蔽身份，扮成了小商贩，也没敢带随从，躲到天黑后，摸进城郊小镇，便找个客店想休息一夜，明朝再做打算。

店主是位慈眉善目的老者，待人非常热情，把商鞅迎进屋内，先倒碗热茶润口，又让店小二通知灶上做饭，然后收拾房间，抱出被褥，真使在惊恐中奔波了一天的商鞅有种回到家中的感觉，鼻子一酸，几乎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