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宗教面面观

六迷信的中国人

有权的官员信道拜佛，有钱的商人更加相信财运，有名的大腕也对神明深信不疑，那么广大的老百姓自然就对宗教顶礼膜拜了。

汉斯凯尔逊在他的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指出：“最早的社会秩序具有一种完全宗教的性质。”在中国社会通史来说，这句话适用于夏商和西周三代以前的封建社会。夏禹虔敬鬼神，重视祭祀殷商一代更以迷信鬼神著称，商王几乎无事不卜，西周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理论，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依据。于是，从秦朝开始，那些皇帝国王或者君主都号称自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颁发的法律和命令都变成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因为愚昧无知，也由于科学不发达，我们的古人敬天敬地敬鬼神很正常，对身边的大自然以及扑朔迷离的命运产生崇拜也很正常，尤其是到了儒家的兴起，就导致了天地君亲师仁义理智信的道德观念的创立法家推崇以法治国的方略，为统治者巩固其地位秩序出谋划策墨家视鬼神同工匠的态度，以及把祭祀和民众娱乐相联系的方式，深得推崇。加上道教的广泛得到传播，佛教也进入中国，宗教就和皇权和人民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

虽然历朝历代都有人出来或者像汉武帝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者像宋朝的王安石发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不言不足恤”的论断或者像明代那样扬道抑佛，或者像清代那样扬佛抑道或者像蒋介石那样发动“新生活”运动，或者和文革初期的“破四旧，立四新”那样，试图荡涤封建社会遗留的污泥浊水，或者像现在不少学者大声疾呼崇尚科学反对迷信那样，似乎都不能动摇人们对上天的崇拜对命运的憧憬对梦想的渴望，而且似乎在屡遭打击之后还依然很有声势，很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