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成立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被提上日程。这个计划涉及众多方面，但其中土改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因为帝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要想实现繁荣富强，必须让每一寸土地都得到合理利用。

然而，中华帝国面临着许多挑战。首先，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存在着各种未解决的问题。比如，西北地区的和硕特汗国以及西南地区的土司问题依然棘手。此外，由于交通不便，甘肃以西地区的和平稳定成为了一大难题。针对这些情况，刘松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着手解决。

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处理好西南土司的改土归流问题。随着土改工作的推进，刘松逐渐领悟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深知只有依靠人民的支持与努力，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与进步。

借助帝国刚刚建立的契机，刘松果断地铲除了地主士绅阶层，彻底消除了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同时，引入了红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使得百姓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尽管还称不上盛世，但起码人们能够吃饱穿暖，这也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土司制度起源于宋时的土官制度，经过元朝的发展，在明时基本完善。政治与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央政府在政治上实行土司制度，同时在文化上也采取以“汉学教化之”的文教政策，以求改善边地之风气，使之更好地服从统治。

明初沿袭元制，在贵州继续实行土司制度，有明一朝，对待贵州的问题都十分注重，这是基于国家安全决定的。南宋灭亡是由于蒙古族的铁骑绕过贵州，长驱直入中原，明王朝吸取南宋灭亡的教训，十分重视贵州问题。

土司制度是以贵州当地大姓土司管理小的土司和人民群众，大土司的政治意向决定了贵州的政治态度。每当中央王朝换代革新之际，贵州大土司都率领其座下部众归顺中原王朝，求得太平环境。当蒙古绕过贵州袭击南宋朝廷时，贵州大姓土司率众“归附”，到了明朝，贵州土司依然选择“归顺”。

其中最着名的是水西土司霭翠及其妻子奢香夫人。洪武初，霭翠归附，但霭翠早亡，其妻奢香代袭宣慰使职，“都督马晔欲尽灭诸罗，代以流官，故以事挞香，激为兵端。诸罗果怒，欲反”，而奢香顾大局，为免遭战乱之苦，“奢香率所属来朝，并诉晔激变状，且愿效力开西鄙，世世保境”。最后的结果是马晔被杀，奢香“遂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为明朝进一步巩固西南边疆政权做了重要贡献。

政治作用于文化，贵州土司的政治选择给予中原文明在贵州的生存空间，贵州子弟在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得以中原先进文明的教导，丰富发展了贵州文化，使得贵州学子在明清时期以万马如龙出贵州之势，角逐与华夏的科举场上。

除政治外，贵州土司对贵州教育事业也做了很大的历史贡献。早在宋代，播州杨氏就注重文学教育，聘请文人前来任教，“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士俗为之大变”。而田、杨、安、宋四大土司是明清时期贵州最着名的土司。

在教育上，贵州土司还表现在帮扶贫困子弟，与其联姻。从前土司之间为维持自身势力和共同对抗其他土司，选择联姻，“四家世为姻好，嫁嫡长女为嫡长妇”，婚姻关系相对稳定。但是由于政府办学政令的实施和科举制的发展，开明的土司在认识到自己势微的同时，意识到培养科举成功的文人是自己统治长存的另一途径。

土司制度作为中央王朝统治边疆的一种特殊的管理制度，兴存长达六百多年，对国家安定、文化交流及经济的发展等产生过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