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袁舒涵回道。

“请问，他在学校图书馆借书，而且是借我的书，第一次发生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她摇摇头，含糊道：“记不清了。”

“没关系。”邵他点点头，回道，“但至少是在今年2月份之前，对吗？”

“是。”

“在今年2月份之前，我认识卢骁吗？”

“我不知道。”

“你当然不能知道。”邵他笑道，“因为如果我在今年2月之前就认识卢骁，在你告诉我有卢骁这个人之前，我就已经有预谋想要通过这本书来教唆卢骁来杀人的话，那么你的出现，对我来说，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检方一定会找到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在今年2月之前，我跟卢骁之间就已经有过接触。可现在，我跟他之间，最早的联系就只能追溯到你身上。如果你知道，不管我认不认识卢骁，你都有可能是同伴，也就是你也会成为这桩案子的共犯。可你是吗？”

这一连串的质问砸下来，语速极快，袁舒涵大脑完全跟不上邵他的逻辑。

她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陪审席上就有人举起了手。

审判长看向陪审席，问道：“4号陪审员，有什么问题吗？”

4号陪审员戴着眼镜，是个身着西装的中年男子，正一脸疑惑地看着审判长：“我没听懂刚刚被告说的话，能不能解释一下？”

他刚问完，周围的人便纷纷点头低声应和。

审判长见状，也只能同意道：“被告，慢点，解释一下你刚刚的逻辑。”

“好的，审判长。”邵他点头答应道，转身离开证人席，走到陪审席面前，放慢了语速开口道，“其实，在这个阶段，检方传唤袁老师作为证人，其实是想要证明，卢骁手中的书，是由我赠与的，借此证明我跟卢骁之间是有联系，而且能够互相配合，是一个有机的犯罪行为整体，而且是因为我，把书寄给了卢骁，让卢骁阅读了这本书，才造成杀人事件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这些，都是要证明我犯下‘教唆’罪，并且能够按照‘共同犯罪’的罪名来进行审判的关键点。

“那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卢骁是怎么拿到我的新书的？倘若我在今年2月之前就认识卢骁，并且我有预谋想要教唆卢骁杀人的话，那么选择通过袁老师来送书，会显得我非常的笨。相当于我已经有了Plan A，但是选择了非常容易追溯的Plan B。我哪怕装作陌生人的样子，直接把书拿到卢骁面前，都比现在这种做法来得聪明……”

陪审席上有人质疑：“那他直接把你供出来不也没用！”

邵他忙认同道：“当然没用，因为我现在，也是被卢骁直接‘供’出来的。但大家别忘了一件事，法庭上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本源，也就是证据裁判主义。假如我真的有这预谋，我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袁老师把书送给卢骁，并且在上面留下我自己的名字，留下如此确切且存在的证据来证明，我在教唆一个未成年去杀人？我为什么不直接把一本空的，上面没有任何我的痕迹的书给到卢骁，减少能够证明我的犯罪事实的证据？这……算不算一个合理的怀疑？如果算，那么请各位记住，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也就是我本人。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我确实是通过袁老师认识的卢骁，而卢骁刚好是个会越级阅读的孩子，所以我选择借助袁老师来实现所谓的‘教唆杀人’。但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寄给袁老师和卢骁的书，是在7月末寄出的。而卢骁是6月初高考完，最后一次回学校参加成人礼和毕业礼，是在6月末。在卢骁已经高考完从学校毕业的情况下，我要如何保证袁老师会把这本书寄给卢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