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事呐！”俩司长在电话里说的舌干唇焦，后来索性把接电话的任务交给国家药监局的欧阳处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殷处长。他们要忙活着主持竞标会呢。

应邀前来的制药企业老总们，在报到并签写保密协议之后，都收到了一份《抗疫药物“端木肺瘟丸”专利转让与委托生产招标方案书》。这份由禹若冰亲自执笔、并与徐文强反复推敲后才定稿的方案书，共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产品说明书” 的翻版，着重介绍了端木肺瘟丸的药品说明书。这是载明药品的重要信息的法定文件，是选用药品的法定指南。内容包括药品的知识产权拥有企业、药品批准文号、主要成分、适应症或功能主治、和注意事项等。第二部分则是端木肺瘟丸在中国及世界各国申请专利的受理通知书，表明这是即将依法获得发明专利的产品。第三部分才是硬货，即中标的前置条件：一是全国转让八家，每个大区如华南、西南、东北、华东、西北、华中必须有一家，而每省市最多两家；二是在新冠疫情未消弥之前，产品不得自销，必须全部交给专利方，由国家统一调配；三是严格保密，有保障措施，不得转让给第三方；四是专利转让费起价两百万，价高者得。各条都附有极为严厉的违约惩罚措施，苛刻到只要违约，就会被罚得倾家荡产、企业倒闭！

这份《招标方案书》经过囯家抗疫药物生产调配协调领导小组审核，认为没有问题后予以批准，作为竞标会的正式文件，连同拟好的合同一起发给与会者。

有言在先，价高者得，严格履约，虽说有“霸王条款”的嫌疑，但是禁不住市场份额过于庞大的诱惑啊。他们心里都在盘算着，全国有近千万新冠肺炎患者正“嗷嗷待哺”，等着这救命的“灵药”，就算是一个疗程的药丸仅一千元，那就是一百亿呐！而中标者仅有八家企业，每家能有十多亿的产值呢。正因如此，专利转让费的竞标十分火爆。为了简化程序避免扯皮，禹若冰建议各大区的省市内部先行协商竞标，每个大区推选出两家代表药企，即十二家药企直接投标，最后由其中八家可以中标。这个方案获准后，像香港的苏富比拍卖会那样，徐文强作为落槌人，其气势自然而然地与昨日不可同日而语：“我宣布，端木肺瘟丸的专利转让与委托生产招标会开始，专利转让费起价两百万人民币，每次举牌加价五十万元，价高者得。”

他特地让人做了十二块写有阿拉伯数字的圆形带柄小牌，还像模像样地让人弄了一面铜锣挂在木架上。随着一声锣响，竞标开始。举牌喊价声此起彼落，从起初加价五十万元起，在被喊到五百万时，华南地区的竞标代表羊城制药直接喊出了“六百万！”

此后，喊价变成了一百万一次，上海的黄浦药业则一次性喊到一千两百万元，为华东地区抢到了第一个份额，而东北地区的龙江制药以一千五百万元拿到第二个份额，长安药业也以一千六百万元为西北地区拿到第三个份额。此后，嘉陵江制药成为第四个中标者，而疫情爆发地且最为严重的湖北省的长江药业、广州的羊城药业均以一千八百万元为华中、华南地区中标。至此，六大地区都有了中标药企，标的也只剩下最后两个，竞争愈发激烈。

会场上安装了摄像头，在竞标开始前退出会场的众领导坐在电视机前，目瞪口呆地看着这火爆的场面，尤其是国家药监局的李小帆司长和欧阳处长更是惊愕得连嘴巴也合不拢。撂在以前，这种事儿是由国家药监局来分配安排的，每逢遇见这样的机会，前往京都他们那里拉关系走门子的络绎不绝，也正惟如此，他们这些大员们成了各家制药企业老总们心目中的香饽饽，请客送礼的应接不暇。尤其是李小帆司长的前任，就是这样被拉下水而无法自拔的。看来，尽管市场经济的词时时挂在嘴上，但是对于他们这些政府要员来说，那禹若冰对他们说的什么“市场的事就让市场说话”，简直有些不可理喻。然而，现实如此打脸，他们原本以为两百万的标的无疑会遭到众多药企的抵制，竞标会成为一厢情愿的闹剧，没想到还不到半个小时，中标价竟从一千两百万窜到一千八百万元，剩下的两个标怕不得突破两千万，达到起价的十倍哇！

其实也不怪这些京官的“无知”。他们从政多年，尽管在大学里学过政治经济学，却不懂市场经济和企业家的心理。在十几亿产值的诱惑下，千把两千万的知识产权投入又算得上什么？过去，这些钱用于送礼甚至行贿上，而今凭着企业实力去堂而皇之地竞标，花得安心，花得合法，再也不为日后可能会因“行贿国家工作人员罪” 被追责而惴惴不安。

“嘿嘿，禹董，你好运气，一项专利收获了上亿，也不怕撑死！”李司长阴阳怪气地讥讽道。

“你卖了专利，还借机强制回收产品转卖给国家，两头赚呐。

好一副资本家的嘴脸哟。”欧阳处长附和挖苦道。

“嗬嗬，将来我们集团的这些药品卖到国外去，眼下这点钱与国际贸易获得的收益，只能算是小毛毛雨啦。”禹若冰也不气恼，学着广东人的口气嘻嘻哈哈回应道。

欧阳处长不清楚，甄中伟作为领导小组组长却晓得，这福海集团前一阵子仅收到那些外国财团和政府的购药预定款，就有一二十个亿，而且是美金！禹若冰这样回应，也不能算是吹牛皮。他试探着问道：“既然有这么好的开端，那主药是不是也趁热打铁举行一次招投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