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子在建昌俘虏近四千名清军，大大出乎吴捷的意料。如何处理这四千名清军，也成为一件棘手的难题。

战斗刚一结束，战场上便出现打骂清军俘虏的现象，引起了吴捷的警惕。

清军将吴城镇、芦潭镇洗劫一空，又在建昌城外的村庄里肆行抢劫，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这次战斗历时近半个月，战士们奔波辛苦，又损失了战友，把仇恨都转移到了俘虏身上。

一时间，颇有人主张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把这些俘虏全部杀掉。

杀俘问题自古有之。直至近代，杀俘问题仍很严重，欧洲有，亚洲亦有。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红军一直强调“不杀俘虏”，把不杀俘作为俘虏工作的底线原则。

以不杀俘为开端，红军创造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俘虏政策，在瓦解敌军、战胜强敌发挥出巨大作用。

历来杀俘不祥。

从唯心主义观点来看，历史上嗜杀的武将，大多不得善终。

战国时，秦将白起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赵国几乎户户挂丧。白起最终失信于秦王，身死族灭。

西楚霸王项羽，于洛阳新安坑杀秦国二十万降卒，最终在垓下兵败自刎。

明朝开国名将常遇春，屡屡屠城，三十九岁暴薨，两子为国公，都失位而死。

明朝抗倭名臣胡宗宪诱杀倭寇首领汪直、徐海，最终酿成更大的倭乱，胡宗宪也受到严蒿父子牵连，最终自杀谢罪。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华夏，杀降却是一件公开而普遍的事。例如，湘军统帅曾国藩便极力怂恿部下杀降，认为杀的太平军越多，太平军的力量越弱。

1861年，曾国荃攻下安庆，俘虏一万六千多名饥饿无力的太平军。这些太平军多为英王陈玉成的部下，意志坚定，头脑顽固。曾国荃不好处理俘虏，只好接受幕僚意见，将其全部坑杀。

事后，曾国荃又放纵部队在安庆城内抢劫，屠杀城中百姓。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自小在安庆长大，为人嫉恶如仇，听闻安庆被屠，便请求曾国藩诛杀曾国荃。

曾国藩当然不可能诛杀自己的亲弟弟，他反而语重心长地教导彭玉麟，要彭玉麟不要书生意气，放胆杀俘。

曾国荃因为杀俘太多，心中担惊受怕，萌生了退意。曾国藩立马来信鼓励曾国荃，夸他杀得好，杀得对。

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也有样学样，在江苏大肆屠杀太平军战俘。尤其是苏州杀俘事件，影响极为恶劣。

因牵涉到洋人，差点酿成国际事件。李鸿章内心忐忑，生怕政敌落井下石。谁知道，清廷不仅不怪罪，反而下诏说淮军杀俘杀得好。

抛开“杀俘不祥”这种唯心主义观点，贸然杀俘，定会增强敌军抵抗意志，增加战斗难度。

例如，湘军、淮军在太平天国后期大规模杀俘。即使太平军将领主动投降，湘军也经常先诱降，再出尔反尔，诛杀太平军降将。一些太平军守将干脆破罐子破摔，和湘军鱼死网破。

湘军、淮军敢于杀俘，是因为他们力量强大，坐拥数十万部队，又有华夏数省财力作后盾，不怕太平军死扛到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湘军属于私人武装，战争一结束就要解散。不少军头巴不得天下好乱，好避免、拖延裁撤湘军。

对于复兴会来说，敌强我弱的局面将长期存在。假若贸然杀俘，必会引起敌军仇视，绝对是不可行的。

这层道理，复兴会的高级干部也都懂得。但在吴捷看来，不杀俘虏仅是最基本的要求。复兴会必须完善俘虏政策，确实善待俘虏。

早在镇江时，吴捷组织教导队，在培训复兴会干部时，便特意强调军队要善待俘虏，注重瓦解敌军。

自镇江以来，左七军经历的战斗不多，俘获有限，大体上能够执行复兴会的俘虏政策，没有出现杀俘虐俘等现象。

但这一次，部队一下子俘虏四千清军，必须慎重处理。既不能杀俘虐俘，也不能贸然释放俘虏。

否则，俘虏转身又跑回南昌，重新加入清军，吴捷岂不白忙活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