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应泰此人历官精敏强毅，也算是个能臣，但用兵非其所长，所以在担任辽东经略后，他认为熊廷弼持法太严，便“以宽矫之，多所更易”，这样一来，官将再次开始吃起了兵血，士伍的训练强度也大大下降，于是辽东明军的战斗力再次低落了下来。

可袁应泰对此不闻不问，甚至对敌情也不作侦查，一厢情愿的提出“三路出师”，主动进攻后金的策略，并且毫无警惕的招降蒙古饥民，以至于当时就有人指出“收降过多，或阴为敌用，或敌杂间谍其中为内应，祸且莫测”。

但袁应泰坚持认为“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

说起来，袁应泰的这个判断并没有太多的问题，要知道明万历四十三1615年，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八旗制度时，后金方面已编有了蒙古牛录七十六个每个牛录100200人，并将部分蒙古人直接编入满洲牛录，分隶于满洲大臣下面。

所以，出于不让后金方面进一步征募蒙古牧民充当军伍的目的，袁应泰招降蒙古饥民的做法是不错的但问题是，袁应泰无视下属关于蒙古饥民可能已经为后金所用的提醒，把收降而来的蒙古人“处之辽沈二城，优其月廪，与民杂居”，这样就为接下来辽沈失陷预埋了隐患。

天启元年二月，努尔哈赤率八旗并攻陷了作为沈阳屏障的奉集堡和虎皮驿，随后又进逼沈阳城下沈阳是明朝在辽东的军事重镇，一向布置有重兵把守，此时由总兵贺世贤与尤世功驻扎，对外号称“坚城”。

只是兵法上对于守城一向有不能死守孤城的说法，贺世贤便带兵出城试图与沈阳城池形成掎角之势，但努尔哈赤随即重点进攻出城的贺世贤部，贺世贤很快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濒于崩溃。

见势不妙的尤世功立刻率部出城援救贺世贤所部，但尤世功前脚刚刚出城，沈阳城内那些被袁应泰收留的蒙古人便发生了叛乱，并充当起了后金军的内应。

在内外夹击中，沈阳城首先陷落，随后被截断后路的尤世功军和贺世贤部都发生了崩溃，尤世功和贺世贤虽然依旧继续率着家丁奋战，但此时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随后两将先后战死，沈阳便彻底落入了后金军的手中。

从辽阳出发去救援沈阳的童仲揆、陈策各部在行进至浑河边时得到了沈阳陷落的消息，一众援军将领激愤异常，便决定渡河收复沈阳。

随即，游击周敦吉及石砫都司秦邦屏率领的白杆兵川军首先架设浮桥渡过浑河，而童仲揆、陈策、戚金率领的浙军戚家军则在桥南呼应。

但周敦吉所部在刚刚渡河成功，后金军就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与川军展开了死战。

周敦吉及秦邦屏奋勇迎击“败白标兵、又败黄标兵，击斩落马者千人，却而复前，如是再三”，直到日近中午，明军“饥疲无后继”，而被后金军以优势兵力击败。

川军虽然死伤累累，但残余军将官兵退回南岸后，与浙军汇合继续死战。

此后川军残部和浙军一起，与后金军奋战良久，“后金兵追围之数重，浙兵用火器据战，击死甚众，后火器用尽，复接战良久乃败”。